近日，民盟中央主办的杂志《群言》2022年第3期刊发了我校民盟盟员、外国语学院教授刘萍题为《民盟女杰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之滥觞》的理论文章。

现将全文转录如下：

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早在19世纪中后期便呈现风起云涌之势，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则相对滞后，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旧社会女性背负重重枷锁，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由于民主、科学、独立、自由等现代精神的烛照，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才得以在华夏大地激荡开来。在此期间，一批民盟女杰勇开风气之先，她们不畏艰险，用勇气、智慧、胆识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开辟先路，以实际行动书写了中国现代女性求解放、争平权的崭新篇章。

倡导走出“贤妻良母”的窠臼

民盟盟员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早期的女盟员更是如此。她们打破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偏见，在获得受教育机会的同时，思想境界也得到不断拓展，表现之一便是大力倡导女性的独立和自由，这在女性地位依然十分低下的20世纪早期的中国可谓独树一帜、振聋发聩。

首先值得一提的，便是民盟女杰对于旧式婚姻的发难。旧社会女性被拘囿于家庭之中，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正如有论者直言：“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 随之而来，“贤妻良母”成为女性“职业身份”的理想范本。在这样的婚姻模式中，妻子被置于从属地位，婚姻幸福难有保障。对此，民盟女杰勇敢地向陈规陋习发起挑战，她们基于诸多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悲惨遭遇，揭穿旧式婚姻打压和伤害女性的实质，鼓励女性走出“贤妻良母”的窠臼，真正撑起“半边天”，在广阔的社会舞台演绎精彩人生。刘清扬于1924年创办的《妇女日报》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前哨，在探讨男尊女卑的现实弊病、大力宣传妇女解放思想、争取妇女的切身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沈兹九于1935年创办的《妇女生活》的“创刊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附属物，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可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享受社会一切的权利”。史良将自己的法律专长运用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之中，拿起法律武器为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争取权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更是积极推动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为在我国实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确立了法律保障。

应当承认，摆脱“男主外女主内”式的旧婚姻的束缚，需要外在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同时，女性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也是其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必要前提。因此，女性教育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在这一点上，民盟女杰可谓树立了优秀典范。比如史良，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罕见的女性律师，并且很快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在律师界崭露头角。刘王立明，曾经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获得硕士学位，在接受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的同时，得以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这种阅历为她回国后倡导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宝贵借鉴。民盟女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广大女同胞进行思想启蒙、知识传授以及行动指导，在此基础上，女性“服务社会”便不再流于空谈，而产生重要的现实效应。

民盟女杰对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不合理现象进行不遗余力地批判，她们打破“贤妻良母”的虚幻幸福，昂首阔步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沿，为争取女性的独立和自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供妇女解放的实施路径

民盟女杰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不仅善于发现男权文化的弊病，热烈呼吁伸张女性的权利，而且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具体可行的实施路径。

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声音一向微弱，民盟女杰首先采取的一项措施便是创办女性报刊，为女性尤其是处境最为悲惨的底层女性发声，为弘扬女权提供必要的平台和阵地。早在1924年，为了适应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需要，当时刚刚从欧洲回国的刘清扬便创办了《妇女日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专门服务于女性、为女性呐喊的报纸，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妇女日报》密切关注女性遭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不断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之相似，沈兹九创办的《妇女生活》、刘王立明创办的《女声》等刊物，也都自觉地站在女性立场，为广大女同胞鸣不平、鼓士气，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

除了通过创办女性报刊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进行舆论宣传之外，民盟女杰还通过办学、办班等形式对女性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为她们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创造条件。比如刘王立明先后在香港、重庆等地开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等，在中国妇女职业教育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也为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奠定了基础。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之间的关系。在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盟女杰充分认识到发动广大妇女投身于抗日洪流的重要性。为了“让母亲们腾出精力、时间参加抗日工作，更紧急的是战区儿童需要抢救”，她们设法说服宋美龄出面组织“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克服重重困难，训练了上千名女干部，为当时的抗日救亡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比如，1935年，刘王立明与史良、沈兹九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号召全体妇女组织起来，加入到救国大军中去。1937年，刘王立明被推举为上海妇女抗日救亡委员会主席，在当时中国妇女界抗日救亡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基石和后备军，后者客观上给予前者特殊的发展壮大的契机，民盟女杰则基于高度的爱国之心、救国之志，有意识地将妇女解放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为当时中国的广大女性指明了一条大有可为的道路。

总之，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民盟女杰以身作则，树立了妇女解放的光辉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并非仅仅关注女性个体的得失，而是秉承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民族希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她们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小我”意识升华到“大我”自觉，在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多灾多难的非常时期，推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引

民盟女杰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协作由来已久。比如史良在大学毕业之初，曾到国民党总政治部下属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期间因为与上司不合，被诬陷有所谓“思想问题”而被捕入狱。幸运的是，史良跟一批共产党员关押在一起，这为她后来的思想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她日后利用法律武器营救被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不能不说与这段特殊的经历直接相关。有研究者评价：“在风雨如晦的旧时代，史良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铁肩担道义，为被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积极辩护和营救，这是她革命一生的重要篇章。” 至于史良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期间，宋美龄的领导于她而言不过徒具形式，“实际上她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主要依靠会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救国会成员和其他进步力量从事工作的”。

无独有偶，刘清扬主持“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表面上看是受命于宋美龄，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周恩来、邓颖超、张爱萍、郭见恩等一大批共产党人还亲自去训练班讲课或者从事指导工作。一言以蔽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名义上由国民党掌控，实则带有鲜明的统一战线性质，民盟女杰经由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沈兹九创办的《妇女生活》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如杜君慧、邓颖超等人都曾直接参与《妇女生活》的创办、编辑、撰稿等工作，《妇女生活》作为当时国统区的一份重要的妇女启蒙读物，在宣传动员妇女抗战方面功不可没。有研究者评价：“《妇女生活》虽以个人名义创办，但它始终都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工作，与党保持着密切联系，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刊物。” 沈兹九自己也曾明确表示，《妇女生活》之所以能够在抗战中取得成绩，“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武汉与重庆时期，是中共长江局和南方局妇委的正确领导”。

同样的，刘王立明在倡导妇女解放、呼吁抗日救亡、宣扬民主、反对独裁等工作当中，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正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影响下，刘王立明于1944年加入民盟，成为民盟的创办人之一，并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民盟女杰与中国共产党不仅长期通力合作，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引，而且就政治身份而言，她们中不少人原本就与中国共产党血脉相连、渊源极深。比如刘清扬，早在1921年年初便在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二三月间，又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此后他们几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又比如沈兹九，也在邓颖超的介绍和帮助下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骨干在当年的统一战线领域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取得的瞩目成就。邓颖超曾经密切关注、积极引导“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筹备和运转工作，助力民盟女杰在其中与国民党顽固分子巧妙周旋，“使‘妇指会’成为一个从事抗战工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民众团体，始终有别于国民党妇委及其所操纵的妇女会等组织”。在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邓颖超与同为参政员的史良、刘王立明等民盟女杰精诚合作，共同为争取男女平等、团结抗战大声疾呼，极大推动了当时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除了出于工作需要的密切接触之外，邓颖超与史良、刘清扬、沈兹九、刘王立明等长期保持亲密无间的个人友情，成为志趣相合的朋友。

民盟女杰为争取妇女解放呐喊奔走、披荆斩棘，其勇气和见地在沉疴难起的旧中国实属难得，在这一过程中，她们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荣辱与共，在重重困难中艰难推进，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以不可逆转之势在华夏大地发展起来。时至今日，尽管对于女性而言，如何协调家庭与社会抑或“小”家与“大”家的矛盾，仍不时引发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但尊重女性、男女平等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各项法律、制度也为女性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民盟女杰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民盟光荣历史的一部分，后来者当以史为鉴、再接再厉，为促进当今时代两性和谐相处、共同发展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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